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吓得嘉庆皇帝慌忙跳下了御辇，惊恐万状地逃入顺贞门。刺客一时来不及追赶，只是左右挥舞着刀，奋力拼杀，企图杀出一条活路，但终因寡不敌众被缚。

经过一番调查审讯得知，这个刺客名叫陈德，四十七岁，镶黄旗人。原本是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的契买家奴。后来，陈德到京城投靠了任护军的外甥，被分到内务府服役，所以有机会出入宫中。之后，陈德和妻子又一同去一个叫孟明的官吏家中做厨役。在此期间，陈德的妻子因病去世，岳母瘫痪，还有等待抚养的小儿，生活突变使他难以承受，所以常常借酒浇愁，而酒醉之后便会胡闹一番。

面对陈德这样一个醉鬼，孟家只得解雇了他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生路被断绝的陈德，只好先借住在他外甥家，后又寄居在旧友黄五福家中。事发前几天，陈德看见街上铺垫道路，得知嘉庆皇帝的进宫日期，于是打定主意谋刺嘉庆皇帝。

从表面上看，是陈德是饱尝人间辛酸，亲眼看到皇宫贵族的富足、腐朽生活，从而激发了反抗的情绪，但是这番供述漏洞百出，疑点甚多。因为穷困潦倒过不下去，就意图刺杀皇帝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，实在荒诞。更何况皇帝的行踪，属于国家机密，神武门又是皇帝出行的必经之路，戒备极其森严。此处建筑高达31米，常人是不可能靠近的，更别说是进入了。

可是，陈德却能持刀潜入神武门。而且，他行刺的时候，上百名军校和众多随行之人，居然袖手旁观。种种迹象都让人觉得，背后必定有人出谋划策。这是一次有计划、有预谋的刺杀行动。

但是，无论怎么酷刑拷问，刺客陈德都一口咬定是他一人所为，并没有主谋。对陈德的两个儿子以及交往密切的人，进行严加拷问，也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于是，会审官员拟旨上奏，嘉庆皇帝传谕道：“一味动用酷刑，想要知道幕后主谋，若是他们随便说出一名官员，那么那位官员该怎么处置呢？倒不如不审问了，让这件事成为一个谜团，就此作罢吧！于是，下令将陈德凌迟处死，将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陈禄儿、陈对儿处以绞刑。并以失察的罪名，对护卫守候在神武门和东华门的17名文武官员，分别给以罚俸、发往热河披甲当差的处分。”

一桩震动朝野的重案，就此了结，但这中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，恐怕已经没有人能破解了。

一个平民百姓行刺皇帝，几十人的农民起义军就打进了皇宫，嘉庆皇帝对此，说了一句感慨的话：“此乃汉、唐、宋、明未有之事。”由此可知，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

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嘉庆皇帝在位的25年，正是清王朝从“康乾盛世”走向衰落的过渡阶段。嘉庆皇帝与他前面的几个文治武功的祖宗相比，他在位所发生的事实在是太窝囊了。因此，有人说，嘉庆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倒霉的一个。

在天理教教徒攻打皇宫的七年后，也就是1820年七月，嘉庆皇帝再次去木兰狩猎，驻于承德避暑山庄。大概是七年前的那件事依旧在他的脑袋里起作用，他开始头痛发热，不久，病情开始严重。嘉庆皇帝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、托津等入室，宣布立即传位于皇次子绵宁。同月二十五日，嘉庆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。

二四　经济困境

嘉庆皇帝时期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陷入了危机，而道光皇帝时期，财政危机的状况更加严重。

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岁入四千一百一十三万余两，岁出三千五百一十万余两，虽然收支抵消后的盈余数已较乾隆时期大为减少，但仍有六百万两左右。而到了道光皇帝时期，据道光三十年户部的奏报，此前的十余年间，“岁额所入，除豁免、缓征、积欠等项，前后牵算，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上下”。比嘉庆皇帝时期的平均值少征四、五百万两，岁出则“约需三千九百万两”，收支相抵，几乎没有盈余了。

这还仅仅是就例内支出而言，实际上当时到底用了多少钱根本无法预测。从道光皇帝执政到此前的十余年，各个战争和边疆建设，东、南两河工用，南北各省灾务，统计例外用款，多至七千余万。计入这些，那就入不敷出了。户部奏折中提道：“入款有减无增，出款有增无减，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，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……虽经叠次恩发内帑银一千余万两，王公大臣议减京外各营马乾，红白赏恤、杂项、减平等款共节省银一千余万两，臣部先后催完积欠银一千七百余万两，又因南粮缺额，京仓支放等款分成改折，而入不敷出，为数尚钜。”

到了道光后期，京师户部每年支放银九百四五十万两，其来源“除各省例解部款一百二十万，常捐、旗租、减平二百余万两外，不敷银两随时奏闻，于盈余省份地丁、盐、关指款拨解部库”，计入京师款，道光后期全国总计的岁入、岁出实际上是没有富余了，因为各省出入的盈余数，差不多要全部用来解京供应中央开销，常例支出如此，应付起当时层出不穷的例外开支，就只能吃库存老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