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宁可放弃幽云十六州，让十六州的汉人百姓沦为契丹人的奴隶，也绝不能威胁到自己白捡来的皇位，这是赵匡胤的底线。而赵匡胤与赵普那次著名的雪夜问对中，即对统一计划的安排，则正式放弃了收复幽燕。赵匡胤对此有些不甘心，他知道不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是比不过旧主柴荣的，但历史并非没有给赵匡胤以机会，只是赵匡胤出于各种考虑，没有勇气去尝试。

赵匡胤因为畏惧契丹而不敢北伐，自然少不了一些观点替赵匡胤的畏惧之举辩护，说什么契丹兵力甲天下，和契丹人作战等于送死。其实大量的五代史料早已将这种观点驳得千疮百孔。从李存勖占据河东开始，中原政权就与契丹常年厮杀，虽然各有胜负，但也不至于怕契丹人。

后唐天祐十四年（917年）杀契丹万余人；天祐十八年（921年）杀契丹兵数千；后唐天成三年（928年）杀契丹数千人；后晋开运元年（944年）在马家口杀契丹数千人，同年混战中，契丹人死伤惨重；以及著名的白团卫之战将契丹人杀得鬼哭狼嚎，险些生擒耶律德光。至于契丹灭后晋，完全是杜重威、张彦泽这些民族败类的闹剧，并非契丹多么厉害，这一点也是得到契丹人承认的。契丹人曾经告诉随同石重贵北上的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：“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？然晋所以败者，主暗而臣不忠。”所以，综合来看，北伐契丹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敢不敢的问题。再加上幽燕汉人入辽不久，契丹人苦虐汉人，幽燕汉人心还向汉，这一点也是有利于柴荣北伐的。

当然，契丹人并非软柿子，但正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·贫穷的新中央》中所论：“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，则吴蜀不足平。”契丹人是不好打，但至少柴荣还有一半的胜率，赵匡胤守死不战，白白浪费了昏君耶律璟在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“宋则以赵普谋，先南后北为持重。兵力已疲，而贻难艰于后人，则太祖（赵匡胤）之失也”。

至于柴荣为什么放弃北汉而进攻北汉的干爹契丹，这就更好解释：北汉虽小而势强，擅长攻坚战，正如宋人秦观所论：“刘氏虽据河东十州之地，与中国为境。然左有常山之险，右有大河之固，北有契丹之援，其人剽悍强忍，精勇高气，乐斗而轻死。虽号为小国，实坚敌也。”即使周军使尽力气灭掉北汉，也会元气大伤，再进攻契丹时已是强弩之末，赵匡义就是这么惨败的。而如果打败契丹，契丹元气大伤，必不敢再下，北汉失去契丹支持，自然撑不了多久。

打“狗”不如打“狗”的主人。

柴荣决定的事情，不会轻易改变。

周显德六年（959年）三月二十九日，周朝正式北伐契丹，收复幽云十六州。柴荣亲率大军北上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。

柴荣留下一些文官留守汴梁，如宣徽南院使吴承祚留守东京，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部署，总管皇宫事务；而武将中的精英基本都随柴荣北上，大半年后突然捡到天大便宜的赵匡胤业以都部署的身份随驾。

四月十六日，柴荣率大军乘舟抵达沧州，而沧州以北数十里就是契丹地界。柴荣没有留在沧州，当天就继续北上。第二天，周军就抵达契丹人控制的乾宁军（今河北青县）城下。乾宁军规模比较小，守城的契丹宁州刺史王洪见柴荣来势汹汹，他根本没有以卵击石的必死勇气，非常明智地开门投降。

乾宁军以北，盘布着很多被契丹人控制的军镇城池，计有瓦桥关（今河北雄县西南）、益津关（今河北霸州）、莫州（今河北任丘）、瀛州（今河北河间）、易州（今河北易县）、涿州（今河北省涿州市）。在这些军州中，瀛州无疑是最大的城市，但瀛州城高粮足，非一朝一夕能攻下，柴荣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，绕开瀛州继续北上。在柴荣的军事计划中，他只准备打一场艰苦的城市攻坚战，那就是强攻幽州，当时已是契丹的南京析津府。

在休整了五天之后，四月二十二日，柴荣把部队分为水陆两部，同时北上。陆路由韩通任都部署，水路由赵匡胤任都部署。而柴荣本人则高坐于龙头大舰之上，其余战舰皆随龙头大舰之后，沿永济渠浩荡北上。“船只头尾相接长达数十里”。

两天后，周军舰队冲到了乾宁军以北一百二十里的独流口，这里是滹沱河和永济渠的汇合处，独流口以西分别是益津关、瓦桥关，偏北处是易州与涿州，偏南处是莫州与瀛州。益津关距离独流口最近，所以柴荣首先要拿下益津关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周军水师冲到益津关下，契丹守将终廷晖是个聪明人，打了等于送死，开门投降了事。

接下来要打的是瓦桥关，不过因为这里水道狭窄，所以周军弃舟船而从陆路上进取。二十七日，立功心切的柴荣亲率五百名精锐的侍卫骑兵充当先锋营，纵马疾行，却在不经意间把主力部队甩在身后。

而就是这时，柴荣面前突然出现一股人数不详的契丹骑兵，这些契丹骑兵举着火把，围在柴荣身边不远处来回兜圈子，但没有人敢上前吃掉这股汉人。因为契丹人可能知道了这支汉人骑兵的指挥者，就是那个威震天下、契丹人谈之色变的郭家养子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从官皆恐惧。胡骑连群出其（柴荣）左右，不敢逼。”